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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那年的表演课上，来了一个姓张的助教。

        你要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实际上，记忆已经被稀释了太多，太模糊了。我只记得，他跟在教表演的老头后面走进来，步伐轻而缓。自我介绍时，他头埋得很低，说话字尾间黏连而缓慢，纤细，依稀像从南国误闯进北方的谨小慎微的山雀。至于别的——他穿的大概是白色的运动服，也可能不是，是更偏深一些的颜色，灰色，或者，干脆就是黑色的？我不擅长记东西，然而只有一件事，或许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那一天正午的烈阳凑巧透过茶色玻璃，渗进了他耳骨周围极为纤薄的皮肤，使得他耳廓上两颗隐秘的小痣像极了红玉上，一点斑驳的瑕疵。

        我对那一天的所有记忆，只关乎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秘而不宣的瑕疵。其他的，我一概不记得。

        2005年，我拿父母的钱买进了这所挂在W大名下的民办艺术学校。当我提着行李到宿舍门口的时候，里面正砸着鼠标用方言骂操你妈逼：你大概能想象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因为成绩太差，“那些高考考200分的社会渣滓”——这是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对我们这种人的统称——那个时候，我冲上去和说这句话的人打了一架，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我如他所说去了一个和垃圾场差不多的大学，那里不教授什么知识，我的大学课表上写满的是抽烟，“挖坑”一种流行于西部地区的扑克牌打法，网吧熬个通宵，或者去城中村找两百块一晚的鸡。我并不指望学到别的技艺，因为这所挂牌的学校压根找不出几个在编的正职教师，整个器材室拢共只有三台手持DV，唯一的一台专业摄影机被常年锁在柜子里，我从来没在任何人那里见过能打开它的钥匙，所以只好猜测这是完完全全的摆设。

        空耗生命是合理的。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一种法则。那些积极的，向上的，每天泡在练功室里排练，指望在这片浊水中抱着浮木游向彼岸的人则被我们统一视为叛徒：我说的是C。

        C是我的室友。不是骂脏话的那个，但是那个叛徒：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嫖不赌，早晨六点钟起床，按时去盖练早功的章。他确实抱着想当演员的梦想，虽然我认为这是个笑话，何况步向悬崖的羊群中尤其不能容忍一只向外走的羊。

        惭愧地说，我对他的厌恶，正是生根于这些幼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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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那一年的表演课经常被安排在早上，接着晨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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