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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侍府倒是没什么反应，儒林的奎章阁对此反应不小。李鸿章开会的时候，讲述了他接触的那些儒林人士的态度。等李鸿章说完之后，袁慰亭皱着眉头问道：“李局长，你是说这些人在意的不是我们开始在高丽行使司法权，而是认为我们这些行动不够狠辣，不符合儒家的理念？”

        袁慰亭好歹还有点家传，王士珍则根本不懂儒家那套到底是怎么一码事。所以王士珍的问题更直白，“李局长，高丽那边真的不在乎我们这么干么？”

        李鸿章解释道：“在乎当然是在乎的，不过这儒生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我们大大不同。我一句话，韦泽陛下的命令在高丽一样有用，他们就不敢从权力上和我争辩。你们这几个月来反复去找高丽各个衙门，要求他们解决盗匪问题。他们也自治自己根本没有着手解决，理亏的心思也是有的。”

        这个回答倒是够清楚，只是清楚的是事实，王士珍还是没办法想象高丽人到底有什么意见。李鸿章没有玩封建时代那种让下属猜的把戏，他给袁慰亭与王士珍上了一节有关封建制度的小课。

        民朝的法律体系决定了司法体系本身不受行政干涉，就算是韦泽本人也在法律之下。韦泽是依法获得了绝对权力，理论上只要人大能够通过收回韦泽权力的决议，那韦泽什么都不是了。但是在高丽根本不存在这种理念，高丽王廷凌驾于高丽的一切之上。

        中国毕竟大一统这么久，而且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祖龙秦始皇建立的制度中法律地位极为重要。“法”是秦朝最重要的制度支柱。而之后儒家起到的就是反革命的作用，他们为了让儒家得到尊崇的地位，就把“理”置于法之前。法律要讲逻辑，讲现实，这都不是儒家的长项。口沫横飞的瞎bb，这是那帮儒生们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所以基于唯物历史观的民朝警察与司法系统再好，高丽上层也不可能接受。高丽王庭不能接受的原因是铁路与电报公司建立的制度不受高丽王庭控制。儒生们不能接受，则是这个制度的可控性太强。路数太明确，没有给他们留下瞎bb的空间。

        讲到这里的时候，袁慰亭与王士珍还能明白。李鸿章倒也有点欣慰，这两个年轻人毕竟不俗，领悟能力没有问题。于是李鸿章就继续深入的讲了下去。

        即便是退而求其次，警察与司法系统为高丽王庭所用。高丽王庭还是不能接受一个依照高丽法律自行其是的警察与司法系统。只要执法系统的存在以及行动基础不是法律，那执法系统与高丽现有的体制就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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