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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是四月三日傍晚送到的。

        原敬坐在书桌前，台灯的黄光把一叠文件照得微微发亮。窗外的春雨细细密密地落着，打在庭院的石灯笼上，发出一种近乎低语的声音。他刚刚从议会回来，领口还带着一点潮气。

        信封很薄，是宫内省的公用笺，封口用一枚小小的朱印。他拆开，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不过几行字。没有一个字是命令，没有一个字是请求。

        他把信放在桌上，靠回椅背，闭上眼睛。他想起三月二十九日，那个少年坐在窗边，问了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没有多余的字。朝鲜的人想要什麽？陆军要增兵，你怎麽看？他不是在试探，他是在听。

        原敬在政界走了几十年，见过太多想拉拢他的人，也见过太多想利用他的人。可是，一个十七岁的皇太子，只用一封代笔的信，说「我放在心上」，这种姿态，他从未见过。

        他知道，这封信不是权力，是一种注视。注视有时比命令更沉重。

        四月四日，阁议。

        田中义一陆相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声音粗而稳：「六个大队，宪兵三百到四百，从内地增派朝鲜。这是陆军的意见。」

        原敬没有立刻回应。他看着那份文件，窗外的雨声细细地渗进来。他想起书桌上那封信，想起那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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