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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星期,博物室成了裕仁下课後最常去的地方。
他们用白金耳挑了一点青霉,划在新的皿子上,那些皿子事先已经涂满了从手指上取来的细菌。三天後,同样的清澈圈,又在霉菌的周围浮现。他们又把霉菌种进牛肉汁,装在三角烧瓶里,放在炉边,让它慢慢长出一层厚厚的、绒毯般的菌膜。三天以後,他们用洗净的纱布与滤纸把培养液滤出来,滴一滴在涂着细菌的皿子上。第二天,那一滴落下的地方,细菌没有长。
他们也试了别的霉菌。从镜饼上刮下来的,从发了霉的旧面包屑上取来的,从墙角与书页间找到的。一共五种。结果,只有两种有效,一种来自那篮蜜柑,一种来自正月剩下的镜饼,其余三种,毫无动静。
「为什麽?」服部问,语气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困惑,「同样是青霉,为什麽不一样?」
「大概,」裕仁说,「是因为不是每一株都会做这件事。」
这一句话,他说得很轻。他知道,这个答案背後有多麽漫长的一条路:要找到对的菌株,要学会培养,要学会提炼,要学会一遍一遍地测试、失败、再测试。在他所知的历史里,这条路,走了十二年,才从那个苏格兰人的皿子,走到第一支能救人的针剂。
可是此刻,他有一个一九二八年以前的世界,有几位正直而顶尖的学者,还有他这个知道方向的人。
「殿下,」服部低声说,「臣可以在这份纪录上签名,作为见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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