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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后，律师走了进来。她没穿鞋，手里拎着高跟鞋。她比沈淮预想的要年轻，面容精明干练，神情冷淡——那是那种按分钟收费、且对每一分钟都感到厌烦的人才会有的表情。她站着翻阅卡莱尔给的文件，嘴唇微微翕动。“这很好，”她终于开口道，“那个侄子的债务由一家澳门实体持有，而周并不直接掌控这家实体。如果我们能证明他是在利用监管杠杆来掩盖一笔私人债务……”

        “这就是动机，”陆修说。

        “不仅是动机，还有手段，以及一条横跨三个司法管辖区的证据链。”她抬起头，“但现在还不能提交。周还有最后一招，而且是公开的一招。我们就等着他出这招。”

        沈淮一直在注视着陆修，而非那位律师。陆修身上发生了一些肉眼可见的变化——他挺直了肩膀，下颌紧绷，早晨那种疲惫而温和的神态已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坚硬、冷峻的状态。

        “他打算出什么公开招数？”陆修问。

        “他会把交给监管机构的那份材料捅给媒体。那份材料刻意隐去了他侄子的角色，反而把你们俩描绘成共谋者。如果他走法律程序，那就是诉讼；如果他泄露给媒体，那就是丑闻。”她放下手中的文件，“我们要抢在他前面行动。今晚就去找同一批记者，把澳门那份文件和关于他侄子债务的情况抛出来。不是以指控的形式，而是以提问的方式——一个背负私人债务的人，为何要操纵一场公开招标？”

        房间里陷入了寂静。窗外，细雨轻敲着玻璃。

        亨尼西率先打破沉默：“这招够损的。”

        “但这招说的是事实，”沈淮说，“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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