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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安安发了一场高烧，我抱他到医院守了三夜。他昏里喊爸爸，喊的不是我要米，是问我明天还抱不抱他。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到天亮，心里把从前那些夜总算一笔一笔付清了。

        那年秋天，金大妈来了。

        她站在鞋店门口，穿一件黑呢短外套，头发全白了，手里拎着一包水果。她先夸安安聪明，又问我手艺好不好，说了半天的闲话。临走她把一张名片压在柜台上。

        名片是白的，印着一行小字：周白秀瑛。

        金大妈压低声音说：周先生去岁走了。中风，躺了半年，走的时候人已经不认得了。太太守完孝，前几天到我那里，问起你。她说她有一件事必须当面跟你说清楚，说完她就搬离中山北路。

        我问：什麽事。

        金大妈看了安安一眼，说：她说她等了你的话一年八个月，如今她不想再等第二个人。她还说，你去了她就告诉你，那间空房是谁替她开的门。

        我捏着那张名片，手心出汗。老陈在身後叮当地敲钉子，安安蹲在地上捡皮屑。我站了很久，把名片收进贴胸的口袋里。

        那天夜里我把名片搁在桌上，七妹看见了。她没有问，只把名片翻过来看背面，看了很久，然後替我把桌灯关了。黑暗里她说：五哥，你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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