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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是直臣，就不会直接凭借风言风语而准备将毛忠一家处死，也不会因为专权而被弹劾长达数年。

        军事若是出彩，就不会在北京保卫战的时候催促石亨追击蒙古。

        其功劳，主要还是在北京保卫战中协同武将，为军队做好后勤。

        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自然无法根据历史上的形象去判定他是忠是奸。

        就好像毛忠被论罪流放的时候，整个朝廷都认为他就是勾结蒙古人的奸臣。

        结果朱祁镇复辟后，毛忠用自己一家人的性命为国征战，马革裹尸来证明了自己的忠心。

        如果没有朱祁钰的劝阻，毛忠估计就被于谦判决处死了。

        从内阁奏疏都要经过于谦阅览，以尚书身份影响内阁来看，专权倒也属实，整个大明朝还没有几个以尚书身份去影响压制内阁的人。

        这样的权力，也难怪朱祁钰会下意识问是否是于谦造反了。

        在他看来，那個时候有实力造反的似乎也只有于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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