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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煦所说的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新政下推行的“市易法”，所谓市易法就是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向商户们提供贷款，商户们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不提市易法的高额利息，这项政策本来是一项让钱流通起来，发展经济的好政策。

        结果，官员们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强迫辖下商户贷款，有需要得贷，没需要也得贷，朝廷因此收获了一堆烂账。

        尽管神宗一度允许商人们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按月还贷，但经历熙丰变法折腾后的开封城百业萧条，无论如何法外开恩，商户们都没有能力按时还钱给朝廷，所以才又有了宋哲宗年间的“大拘掠”。

        所谓“大拘掠”，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而清查管控的对象，就是那些欠了朝廷贷款的商户。

        这次行动中，不管大户小户，一概没收房屋，接管收入，直到他们将欠朝廷的钱连本带利还上。

        当然，朝廷是“仁慈”的，特许小户“拘掠一半”，只按欠款的半数进行管控资产和收入。

        这件事被谏议大夫梁焘得知后，他紧急上奏劝阻。

        他认为把百姓每天的收入都拘掠到朝廷手里，不足的部分再勒索滞纳金，这是在断他们的生计，最后一定是百姓破产，朝廷也收不回欠款，谁也没好处。

        也许是觉得上面这些道理还不足以说服朝廷，梁焘又站在朝廷的立场，以“贴黄”的形式从利益角度出发，对奏章内容做了一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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