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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煦开门见山的询问，引得傅友德好奇：“不解，是什么？”

        “您看，小子不解的地方就是这个军户逃亡的问题。”朱高煦拿起了书，指着其中内容询问傅友德。

        傅友德低头查看，这才看到本页书写的是洪武三年底，大都督府给内廷的报告。

        【丙子，大都督府言：“自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终，军士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诏天下诸司追捕之。】

        在这段简短的记载中，明军从朱元璋受封吴王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的时间里，全国军士逃亡数量已经达到了四万七千九百余人。

        这种逃兵现象让大都督府警惕，傅友德也认为要严加治军，而在后续的记载中，朱元璋下达了制度化清查逃兵与缺员的行动。

        先是制订连坐的条例，军士逃亡军官负责，接着派出专人领导“清军“工作，后来又在全军编造“清勾册”，清查军士员额，形成明代“清军”制度的雏形。

        如“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

        此外，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又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

        十七年，兵部尚书俞纶也上疏，称“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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