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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耕的逻辑很清楚。

        大唐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其官员断案，讲究一个情礼法的结合。

        情者，人情世故是也。严武这个案子，讲情是没法子讲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讲礼更没儿讲，父亲杀儿子，需要理由吗？孔子只教大家“小仗受，大仗走”，可没说父亲会什么样子。

        事到如今，也只能讲法了。

        法还是比较好讲的，从法律的角度讲，严武一点罪责都没有。现在大唐最应该讲究法律的，毫无疑问，就应该是御史台了。

        而崔隐甫，恰恰是御史台的老大，而且是御史台比较强势老大。

        原来的御史台老大，也就是地位尊崇，一般审理高~官朝廷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而已。

        对于御史台内部，御史大夫并没有多少控制的权力。

        比如在则天朝，萧至忠担任御史时，御史大夫李承嘉曾为经对诸御史道：“弹劾大臣不先向御史大夫请示，这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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