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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贽首先说，历年两税收取不恒定，百姓负担繁重，以致军国大事多有临时变动或完全阻滞的原因，在于天下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税额。

        “杨炎行两税时，因天下版籍在战火里丧失大半，国家对赋税的情况只能掌控到州的级别，县乡完全不知，所以只能以大历年间各州征税最高的那年为基准，州州相加，由此定出个总的税额来。再让每州按照最高的那次基准，把等第钱各州土著户和客户按照户等所缴纳的税钱和斛斗米标准也是大历年间征收青苗钱数额和田亩数额制定出来的分摊下去，此乃非法之权令，无名之暴赋，只在取财，哪里顾及百姓的生死存亡？”

        这话其实说得很重。

        御座上的皇帝脸色也有点不堪。

        毕竟两税法也是他下诏推行的，这么说等于，等于朕也有责任。

        其实陆贽一直在主张废除两税法，回到初唐时期的租庸调制上去，他说租庸调之所以在安史之乱后无法再实行，不是“法之弊”，而是“时之弊”，只要圣主能够下定决心，还是可以恢复租庸调的。

        但高岳明白，两税法这种税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想回到中古时代的租庸调已完全不可能，陆贽虽然是位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眼睛只能看到过去，却无法参破未来的局势，只能见到两税法的弊端，却找不到着实解决的办法——不过现在对高岳而言，只要指出弊端就可以了。

        想到这里，陆贽已开始猛烈抨击两税法因无合理的总税额，而产生的第二大弊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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