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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援鄂湘军的部队开进武昌城的时候，整个武昌都轰动了，市民们自发的到路边欢迎这支凯旋的军队。街边彩旗，别的不说，民国时期知名的报社记者有那几位他还是清楚的。

        实在是没想到自己初到这个时代，就十分有幸的见到了民国初期最有名气的两位记者，而且还是以被采访者的身份。

        对于后世的记者，王振宇自认还是比较了解的，尤其是中国的记者。

        如果说美国的记者是扒粪者的话，那么中国的记者就是吃粪者。

        当然这人也不能全怪记者，很大程度也是有体制问题和社会原因的。西方的媒体最大的收入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广告，一个是销售量，其实归结到一起就是销售量。

        销售量的关键就是读者的认同，你可以想象一下，天天歌功颂德排马屁的报纸，比如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名字取得再真理，也掩盖不了它满篇谎言的事实。这样的报纸就算再怎么有后台，你觉得性取向正常的读者会掏自己的钱买下吗？而没有读者花钱购买的报纸，广告商会掏钱在上面投放广告吗？

        什么叫市场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说它下里巴人，但是这才符合人性。

        而后世的中国媒体人恰恰处在了这么尴尬的一个位置上，满篇假话肯定不行，抠门的政府基本上不会有多少款拨给媒体，很多时候媒体都是在自谋生路。可是说真话也不行，层层审核，事后严厉的行政处分，或明或暗的高压线。媒体记者和同时代的医生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名利双收那无异于是做中国梦。

        这个时候记者如果想好好活下去还活得滋润，就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了，科道言官，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

        王振宇高中的同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政府机关报纸，这个报纸每天的内容都是一个模式，报道领导个人行程和政府的政绩工程，歌颂党和政府的英明，描绘市井百姓的感激流涕。如果实在写不出稿子了，没关系，把去年同期的报纸翻出来，照抄一边，记得改下时间，地点，人物就行了。反正这样的报纸基本上老百姓是不会花钱买的，最大的读者群就是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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