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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的对，施密特身上是柳鲍芙的味道，旧木头，稻田和一点淡淡的烟草，舒勒则和贝卡一样，金属，枪械润滑剂，刚开封的弹壳。这是一种无形的镣铐，气味被烙印在肌肤，渗透进毛孔，囚犯每天都能在自己身上闻到敌人的味道，闻到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味道。

        “你真的一句卡扎罗斯语都不会说了么？”我问。舒勒点点头，意识到我是用卡扎罗斯语问的后吓得直打哆嗦，赶快摇头，惶恐的将脸埋进我的颈窝里撒娇。这个动作叫我心头一抖，他变成了曾经无数个被宪兵队拉走后再也没回来，或是死里逃生却被冠上荡妇称号的女人。我那时无法理解人竟会如此残忍，可现在当身份转换，我敢说我没有一点欣快么？我习惯性的抚摸着他瘦弱的脊背，觉察出一点庄重的滋味，我无法判断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埃里希悲怆的眼神，多少是源于我不合时宜的仁慈。

        “你难带不记得克里瓦疗养院了么？”透过留声机里喧闹的音乐，我听到埃里希用几乎是苦苦哀求的语气低声询问，“你难道不记得那朵鸢尾花了么？你不记得我了么？”他轮流用卡扎罗斯语和米嘉斯语不断重复，如同在尝试呼唤抛弃自己的恋人。舒勒露出悲天悯人的笑容，声音沙哑温柔，“少校，您一点也没变”，他轻快地说：“再见到您可真好，您怎么也在这儿呢？战争结束了么？”

        我低下头，看到舒勒的大腿和手臂内侧布满细小针眼，有新有旧，密密麻麻，无意识的摩擦都能引起一阵颤栗。一侧乳头被打穿，戴上了一只小小的金色细棍，两边则是如泪滴一样的红宝石。他接近小腹的地方有一串细小印记，被阴毛遮住，无法看清。我问他这是什么。他爱怜的抚慰那片柔软敏感的肌肤，好像瘦弱凹陷的小腹中正孕育着一个孩子，“这是斯米尔诺夫长官给我烙上去，有了它我哪也去不了。”舒勒满怀喜悦，眼神呆滞，说完把脸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小声唱道：“生活真美好，美丽的山脉，美丽的高地，我们是兄弟，生与死的兄弟。生活真美好，美丽的悬崖，美丽的高峰.....”。我没听过这首歌，但从欢快的节奏来看大约是个行军曲。我不敢放手也不敢碰他，只能在埃里希悲怆的眼神里轻轻搂住怀中的舒勒。一个被折磨成这副模样却温柔英俊的卡扎罗斯疯子终究还是叫人无法拒绝，你会怀着猎奇心态推测他眼中的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譬如他会将乳头和阴茎的掐弄翻译成友好的问候么？“生活真美好......”舒勒越说越慢，泪水在我的肩章上缓缓晕开。

        “安抚与重建项目”中存在着一个在冠冕堂皇的会议上不会被提起的矛盾点：尽管目的是去卡扎罗斯化，消灭前敌人身上的“反革命病毒”，我们却从不允许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事实上我们会故意假惺惺的要求战俘们保存一点适当的“军人味儿”，就是为了将他们永远困在一个“异位”的世界中，让他们出不去，也进不来。那点军人味足矣叫我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不同，是异类，是敌人。他们活着但不是生活，除了生命一无所有，而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根本在于他们可以被碾压。在秩序重塑的新世界，这样存在至关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被排除在外－－通过排除，文明城邦得以建立。人人平等，除了敌人。他们是牺牲品，为了社会繁荣民众幸福被一股脑塞上祭坛，管它其中有多少无辜误伤。而牺牲品由权力定义。在此之前是是不受洗的异族人，是没有土地以高利贷为生的商人，是没受过教育贫穷粗野的米嘉斯人，是贪婪软弱爱慕虚荣的女人。牺牲品被剥夺

        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柳鲍芙和贝卡是否真的喜欢这样以折辱人为目的的派对，又或只是在模仿过去听说的骇人见闻。但我深切地明白我们再也不是刚入伍时眼神坚定，目光明亮的士兵了。不要误会，我永远爱她们，也十分赞成柳鲍芙的“变成婊子”计划。可当我看着满脸春意的战友总会不禁好奇她们是否还记得刚入伍的那个晚上，我们围坐在长桌前，狼吞虎咽难得的燕麦，又害怕又激动。

        “你怕么？”我记得我问身边的贝卡，她正在厚重的棉衣里笨拙的扭动着想叉起一块干瘪的土豆。

        “怕，”她的嘴唇上挂了一点面包屑，扭过头细细琢磨起来，“不过也没那么怕。”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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