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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利之辩在我国文化不仅是一个学术思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行业分工和社会模式的问题。基于义利之辩，从尧舜时期起，我国就出现义利式的行业分工。

        整个社会分为两大行业部类，一个行业部类是“利行业”，一个行业部类是“义行业”。利行业包括一切的经济行业，义行业则是政治业、进入政府做官。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我国存在义利之辩，同时形成义利式的行业分工，并由此产生独立的政治行业、政治业。政治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也是一个独特的行业，为经济行业提供义理服务、仁义服务、道义服务的行业。政治业就是义理业。

        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心性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思维主体，一个独立的判断、选择和行动主体。心性就是思考功能、思考器官，义理则是人心的天然的基本属性，即人天然所具备的判断和选择标准。如果人能够排除外界干扰，遵循自己的本心本性去思考、判断和选择，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合乎义理的，即合理的、有礼的。

        谈完了义利之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互联网垄断平台经济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反垄断，则是更多将其看成一个经济问题、法律问题，不仅忽视其产权制度问题，更是忽视其历史和文化问题。

        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问题、豪强问题，要真正解决之，仅仅考虑经济和法律是远远不够，还需要考虑产权和文化。

        我认为，随着互联网应用平台不断的发展壮大，并且不断地扩充其应用场景，他们其实已经承担起了义利之辩中义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都关系到国计民生，不能太过于追逐利润，那样会让民不聊生。

        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互联网应用过度的逐利性，在产权层面，需要对其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国有资本参股，必要时控股，完成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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