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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农历新年在1月末，那个学期相对来说短一些。姐姐出院后没多久，学校组织了期末考试，也许是心情变好、注意力更集中的缘故，我的数学成绩达到了惊人的95分，其他文科学科极占优势地将我的五门总分拉到了全班第八名——光荣地成为了年级里上模拟重本线却数学不及格的第一人。

        数学老师对我的失望稍稍减去，因为班级平均分和理科重点班的差距没那么大了，超额完成了数学组给的指标。他放寒假时不仅没有为难我，还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个学期你很辛苦，假期在家好好补补身体，剩下半年一定要全力冲刺，老师看好你。”

        回家后我跟姐姐模仿他的谆谆教诲，本想逗姐姐笑的，可她想起什么，忽然沉重起来。

        “爸爸要是活着该多好啊。”她苦涩地说。

        其实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家里有张照片挂在墙上，路过的时候瞄上一眼仅此而已。所谓的亲情并不能通过一张照片传递，更何况他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伤痛。1990年母亲来到外婆这里违规生下我，他没来看过我和母亲几次，在那个不能生二胎的年代，他对我们从未有过期待。而姐姐所感慨的她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只能从老师身上获得。在这里，恕我不能与她感同身受，因为她的成长环境是富庶又充满父母关爱的；反看我，是多么的截然不同。

        见我不说话，她也不再说下去。

        这个春节过得简单而悠闲，往年里，姐姐总是要把面店开到年三十为止。没了面店，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朴素，主要是手头紧了，再没有铺张的条件。

        新春伊始，我们把债务清算了一遍：姐姐年轻时的两个有钱朋友分别借出五万，面店隔壁的水果店老板借了三万，郭婶儿借了一万，村长借了一万，我们整整欠了十五万。而手里的余钱，不足两千。

        半年来，整个治疗过程花费100万，其中有一大半都是外力援助，按姐姐意思，如果没有郁家给的那笔钱，她断然是活不下来的，因为在有那笔钱之前，我们就已经走投无路放弃了。“你要替我谢谢他们。”她拉着我的手说。

        “我不！”我情绪激动，“病的是你，要去就你自己去！”

        姐姐作愁苦状：“我怎么能去呢，阿琨不就发现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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