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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微笑道:“可他当你是敌人!”
“当我是敌人的人多了去了,不差他一个!”
王家新听了这话,对这厮的评价又多了两个字——“狂妄!”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王家新真诚道。
陈大龙笑起来,露出满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他的笑容很有亲和力,让人轻易就能够产生好感:“应该可以,你是余丹丹的哥哥,她是我的朋友!”
王家新笑得更开心,他心里也有种同样的感觉,陈大龙这个人很有一套,跟自己很对路子!
人们常用“官场布衣”来形容一些身在官场却家境平常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些官员,古代的寒门学子由民间进庙堂成为国家重器的多不胜数,比如宋申锡(唐文宗宰相)、周忱(明宣宗巡抚)、海瑞、刘宗周(明崇祯京尹)、张鹏翮(清康熙重臣)、林则徐等。
现代官场此类官员亦是大有人在,比如胡长清在悔过书里写,“我出身于穷山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孟庆平说,“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安徽的张绍仓在他的“悔过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检察日报》07、5、29)。
“农民的儿子”能否公平地脱颖而出?历来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还是落后、前进还是倒退、文明还是愚昧的重要标尺。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之所以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居功至伟,至今仍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甚至被国外所采用,原因就在于它使大量的寒门学子由此从民间走进了庙堂,成为国之栋梁。
或许有人会说,像胡长清们这样出身寒门的高官,当初均是“公平公正”的受益者,然而,待官做大后怎么没有成为范仲淹、海瑞、郑燮那样的清官,反而成了糟蹋百姓、危害一方的“国妖”呢?寒门子弟出摊官并不为奇,豪门子弟也照样会出摊官的。会不会成为摊官?取决于土壤、气候,并不在乎出身,暴露不暴露,也是决定于偶然的运气,并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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